高上雯：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导读

2014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一次性推出整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引起巨大反响。2017年3月至2018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新译本，丛书名为“中国·历史的长河”。和简体版一般，繁体版也邀请学者撰写导读。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期望做一个两岸学者导读的“对读”，基于逸飞兄的策划和帮助，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和理想国的授权，本公号陆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学者导读。

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导读 

高上雯

（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一

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问，史学著作的精神是根据史料来撰写。二十世纪初，顾颉刚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此说对传统史学产生极大的冲击，疑古惑经，否定上古，引发一场古史论战。中国传统的古史系统遭受到疑古派的破坏，考古学为重建中国古史带来一道曙光，然而，古史研究错综复杂，诸多议题至今仍无定论。

中国上古史研究有三大特征：年代最久、材料最多、方法最需要科际整合。由于古史研究牵涉的专业太广，包括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学等，对于史学工作者是极大的挑战，尤其是大规模的综合性著作并不多见。平势隆郎先生的大作《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对中国上古史提出综合性的研究，实属不易。

二

殷商史在中国上古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殷商史在上古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二十世纪殷商史的研究归功于甲骨文的发现，甲骨文的出土，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王懿荣是认识甲骨文的第一人，刘鹗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孙诒让考释文字，此后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与郭沫若（鼎堂），他们的研究奠定百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基础，号称“甲骨四堂”。早期学者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不仅证明文献史料的正确，也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对殷商史的研究有重大的贡献。王国维先生在疑古派否定殷商历史的时候，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材料（甲文、金文）印证纸上材料，并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因此，《史记·殷本纪》帝王谱系得到印证，殷商时代成为中国的信史。根据甲骨文自上甲以后的世系应为： 

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成汤 

上甲以来的商王世系得到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的印证，殷商为信史的观念，可以确定始自商汤之前上甲六示先公先王的时代。

殷商史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除了书中提及商王田猎或战国人眼中的商代之外，应再扩大认识殷商史问题的视野。例如，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进行了十五次的发掘，包括大量的甲骨出土，在甲骨学研究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殷代的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为商王宫殿宗庙遗址提供考古史料；以及侯家庄王陵的发掘，发现大规模的墓葬布局与贵重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皆丰富殷商史研究的内容。第二阶段是一九五〇年至八〇年代的发掘工作，重大发现如武官大墓与祭祀坑的发掘、铸铜遗址、制骨作坊遗址、后岗墓葬、房屋基址、妇好墓等，对商朝王都的范围和布局有了基本的认识。学者们也深入探讨殷商时代在祭祀、历法、农业、方国、古代神话、社会性质等方面的议题，使得殷商史的研究成为二十世纪研究的显学。

再者，文献记载商族起源的“鸟生传说”，可以通过民族学的理解，更清楚商民族起源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鸟图腾信仰的痕迹。商代青铜器“玄鸟妇壶”有“玄鸟妇”三个字合书的铭文，也保留了商人图腾的珍贵史料。文献记载汤都亳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河南郑州商城发掘早商时代的大型城址，后来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附近也发现一座商代城址，皆为商族屡迁与都城等问题提供新的材料。关于商族的起源、迁徙、覆亡等问题，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近现代学者已展开许多的研究，且殷商史长达六百余年，其文化发展很高，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值得留意的主题。 

三

周代历史的史料更为丰富，中国历史上有明确纪年的时间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在此之前的重要年代便是武王克商之年，这是商、周的分界点，直接影响西周列王年数的估算，可惜关键的年代至今仍未得到定论。董作宾先生最早注意到武王克商之年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公元前一一一一年的说法。《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根据《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古籍，考虑周王在位年分、月相及日干支，重建西周历法，主张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一〇二三年，也提出西周诸王在位之年分，是少数对东周年代有研究且提出看法的专著。

一九九五年，中国学界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计划，结合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科技测年等学科，提出九大课题：①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②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③夏代年代学的研究、④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⑤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⑥武王克商之年、⑦西周诸王在位年数、⑧碳十四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⑨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上述议题是上古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在学术界应予重视。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方面透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碳十四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另一方面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求克商的可能年代。此计划出版之《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收录五十七篇代表作，共有四十四种“武王克商之年”的说法。“夏商周断代工程”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以西元前一〇四六年作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这项计划尝试解决夏商周三代关于年代学的难题，呈现二十世纪在这些议题上的研究成果，不论如何都极具参考价值。

青铜器是商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而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研究商周史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文字变多，有的青铜铭文比一篇《尚书》的文字还多。兹举数件青铜器为例，分述如下：

1.利簋：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铭文有三十二个字。利簋记载“武王克商，唯甲子朝”，辛未那天（克商后八天），武王赏赐青铜给利，利作成一件祭祀其祖先檀公的宝器。这段铭文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中关于武王克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是不可忽视的史料。

2.卫盉：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卫盉的盖内铭文有一百三十二个字多。卫盉记载西周时期矩伯与裘卫进行玉器、毛皮与土地的交换情况，裘卫向伯邑父等人报告，并设宴款待参与土地交割的人，为研究西周土地经济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直接史料。

3.小盂鼎：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仅存铭文拓片留传。小盂鼎的铭文多达四百字，记载盂率领军队讨伐鬼方，大获全胜，献俘、获馘者众，可见战争规模庞大，战争之后在宗庙杀俘献祭，并欢庆宴饮，这段铭文对于研究西周外患的问题，提供极为宝贵的史料。

4.逨鼎：周宣王四十二年逨鼎的铭文有二百八十个字，记载逨率领军队讨伐玁狁，获胜之后受到周宣王赏赐的事迹。这件青铜器出自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窖藏，窖内出土二十七件青铜器，是周宣王时代的标准器，对西周年代学与月相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5.毛公鼎：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毛公鼎的腹内刻有铭文五百字，是目前出土青铜器之中字数最多的，毛公受到周宣王的册命，统领朝廷百官，负责周王政令的布达，周王给予丰盛的赏赐，包括玉礼器、佩饰、官服、车饰、马饰等。毛公铸鼎记事，成为研究周代册命职官的重要史料。

上述青铜铭文提供西周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且铭文在文字学研究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理解汉字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关于“西周封建”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 

武王克商之后，采用封建的方式，分封诸侯至各地建立起周人的势力，最初以河南、山西等地为主要的分封地区，至周公东征，再逐步往黄河下流与江汉淮水流域推进。傅斯年先生探讨燕、齐、鲁三国的始封地，最初在河南，之后才往河北、山东发展。因此，燕、齐、鲁三国是周人采取分封、向外扩张，并经营当地的例子。《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太公至营丘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姜太公以营丘为据点，因应当地风俗，简化礼法，发展经济优势，将齐国发展成大国。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是通史著作中的第二册，范围是殷商至战国时代，本书主张三代至战国时代的领土国家，都是奠基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圈上。此一观点值得思考二个问题：第一，从西周初年的分封来看，燕、齐、鲁三国的分封是新的外来势力进入河北与山东，并带着周人的政治与文化，或是适应当地民情风俗发展而成的诸侯国。第二，从目前商周考古的史料来看，并无法证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圈与该地各诸侯国的直接关联，甚至也无法探讨文化圈延续至战国时代的具体内容。作者的主张固然有个人的创意，但尚未能得到考古界的支持。

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是因为周天子的分封才到当地发展起来的国家，并非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沿续发展而来的国家；至于某些已经存在的诸侯国，如秦、楚等国，是否直接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圈发展而来，亦有待更多的地下史料与发掘方能证明。商周时代可以根据史料来论述的史实多得不胜枚举，若是以新石器时代文化圈的概念让既有的史料无法适时阐明已知的殷商与西周史，中国通史将失去“贯通”的概念。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一书基于“以新石器时代成立的文化圈为疆域的战国诸国，致力于谋求文化圈内的历史传承地位”之主张，提出以下论点：①《春秋》原本是战国时代齐国的编年体史书，制作《春秋》的两个主要人物是“齐国田氏”与“孔子”，到了汉代以后，齐国田氏的部分逐渐遭到忽视，大家只认为是孔子所作；②《公羊传》强调齐国田氏的正统性，而《左传》则另执一词，改为强调韩氏的正统性；③《谷梁传》是由中山国所编纂的史书。史学研究虽然可以运用想象力，但要舍弃传统的说法，则需要更强而有力的证据，传统的说法仍有参考的价值，不可尽弃。

四

平势隆郎先生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自成一说，征引书目丰富，大多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此书呈现日本学者的观点，极具日本学界的特色。中国传统古史在二十世纪初遭到疑古派的破坏之后，考古学一度成为学者热烈期待解决古史的方法，尽管重建古史之路至今仍充满挑战，但重建古史仍有继续努力的必要。中国上古史的议题千头万绪，史料既多且广，各家学者提出的看法难有定论，对于上古史的事实与解释应综合运用文献、考古、民族学、文字学等资料再加以检讨与深入讨论，方能一窥上古史的全貌。本文仅就个人所知，期能对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一点浅见。

（本文原为繁体竖排，转为简体横排，或有差误。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如需引用，请参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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